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宣城的传播、特点及其影响

微信版第204期

明代中后期心学

在宣城的传播、特点及其影响

夏建圩

宣城理学(心学)是指明中后期在宣城兴起讲求王阳明“良知”之学的风气，因府县等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加上以宣城籍为主体地方官绅的孜孜倡导，参加讲会者人数众多，成为江南传播“王学”的重要场所，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儒学流派。直至清初，宣城讲学之风仍然未泯灭。心学在宣城的传播对宣城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邹守益(号东廓，1512年进士)明正德末年师从王阳明，1524年邹守益被贬为广德州判官，公务闲暇宣讲“良知”之学，是时“四方响应，弟子日众，则为之辟书院于学宫之后(即复初书院)”，他“孜孜以文成‘良知’之旨开示来学，声教暨于临封，兴起者颇众”。 其间，王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钱德洪(续山)、王艮(心斋)等都先后来复初书院主讲。 同时宣城诸生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等先后与邹东廓、王畿、钱德洪、王艮等有过师从关系，跟随他们从事讲学活动。

邹守益像

嘉靖二十七年(1548)，宁国府泾县水西讲会正式成立，知府刘起宗延聘王畿、钱德洪为主讲，邹守益等亦来讲会，宣城诸生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等跟随，听讲诸生常在三百余人，以至僧舍容纳不下。水西讲会每年举行两次，春季自三月朔日起至晦日止，秋季自九月望日起至下月初五日止。 “钱、王两公更迭往来，学士荐绅云集，弦歌洋洋，由是水西之学名天下”。

罗汝芳(近溪)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任宁国府知府，积极倡导讲学，宣城讲学逐渐达到高峰。宣城是“江南文学礼义之邦”，“士大夫多崇礼让，敦实行，以清风高洁砥砺末俗”，自从王畿、邹守益等心学大家在境内尤其在水西缔会，“三十余年士人景附”，“跋伊洛之风，绵邹鲁之续矣”，罗汝芳上任不久将泾县水西精舍扩建为书院，并在宝圣寺的左面增建退省所，

罗汝芳像

在任期间，他曾数次从宣城亲临泾县水西讲会，与宣城籍学者贡安国、沈宠，以及太平县的周怡泾县的查铎、翟台、萧良幹等人“谈说古今性命之学”，“其间一禀于钱塘天真教条，诸士蒸蒸然向学，何其盛哉”，水西讲会在南中一带的阳明讲会中颇具代表性。除了支持宁国府属县讲学外，罗汝芳还在宣城城内大力倡导讲会。1563年罗汝芳与提学御史耿定向在城内景德寺后陵阳第三峰创建志学书院，中间为大堂，后为会将堂各五楹，左右号舍四十楹，置田二百余亩，府前地租一十四两有奇，作为供祀及会资。此间，宣城县县令姜台在志学书院西、缯绸司右建造了宛陵精舍，精舍北为致道堂，中间为咏归亭，南为观复楼，西为号舍。志学书院与宛陵精舍成为宣城讲学鼎盛时期的中心，罗汝芳请于巡抚、督学、巡按三台，移文发征租作为讲会供应及王阳明祠祀之需，岁以诸生二人司其出纳，登籍稽复，生员郭忠贞、吴箕、胡希瑗、王点等人先后出任会长司出纳。罗汝芳除亲自讲学外，还请致仕乡居的贡安国、梅守德、沈宠三人主讲志学书院，时称三人为“志学三先生”，宣城讲学风气迅速发展，其规模巨大，慕名远来游学者常数百人。

在官府与地方的积极配合倡导下，宁国府讲学之风由水西转移至宣城。王畿说：“近溪罗侯之守宣也。甲子(1564)春暮，予以常期赴会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长幼千余人，聚于至善堂中。”千人参加听讲，虽有些夸大，但确实反映了宣城讲学的空前兴盛的景象。可见，宣城理学的发起者为邹守益(东廓)，后在罗汝芳(近溪)担任宁国府知府期间，使宣城讲学之风达到顶点，其主旨讲授王阳明“良知”之学。清初宣城人施闰章对此总结说：“敝邑理学薪传滥觞与东廓过化，而承流于盱江作郡，大约皆沿习‘良知’之旨”。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召毁书院，志学书院故址或成为民舍，或改为官园;宛陵精舍改为理刑公署，其田产经费移作他用，宣城讲学活动遭创颇深，加上贡安国、梅守德、沈宠等学者于此前不久陆续谢世，他们的后裔或对于讲学内容有指责或热衷于科举，并没有继承长辈的讲学精神，讲学一度沉寂。

至万历中期，宣城出现了以祁门贡生陈履祥(九龙)为首，施宏猷(施闰章祖父)和汪有源(惟清)为左右手的布衣讲学者活动的身影，施闰章后来追念道：“九龙先生初来宛陵，从游才数辈，先大父一委贽，倡导契引，一时至八百余人，先生倚大父为左右手”，陈九龙在宣城讲学重现此前的盛况多倚靠施宏猷积极倡导，并为“陈门第一高第”，施氏与宣城当地的章氏、徐氏、杨氏、刘氏等家族都有着世交，在施宏猷的带动下，各家族纷纷投入陈九龙门下。

施宏猷的儿子施誉在章氏的宗谱序言中说，“时宛陵正学几晦，三公(章孔辅、伯辅、仲辅三兄弟)首倡义举，建馆延陈先生于家，一时从游者皆宛名士”，故施宏猷和汪有源有“陈门曾颜”之称，曾在郡之西关建同仁会馆，集六邑及南都十四郡大会，穷究性命之理，实践于躬行。查阅地方史志资料及文集，陈九龙在宣城的弟子中有姓名可考还有：孙经、孙纬兄弟;王念祖、王之皞;沈寿昌;张嗣达;杨儒、杨伋兄弟;章孔辅、章伯辅、章仲辅三兄弟，章榜、章孔坚父子;刘希向、刘希道、刘希禹三兄弟，刘朝靖，刘元升;徐蒋山、徐禹言、徐圣功祖孙三代，徐昆鲁、徐化之、徐君政;马楚石(施闰章外公);齐瀛等。 陈九龙弟子中多父子兄弟，章氏三兄弟“一师三弟，授受精深”。

陈履祥除了在城内同仁会馆讲学外，另一处场所为宣城狸桥云山，陈九龙在《维风会记》中说：“云山，宣城最胜地也。余自金陵来倡道于兹，至则蒋山徐兄首诣，一谈而欢洽，后子若侄源源而来，遂与之立云山文会，岁一举取善乡曲。” 徐蒋山为明代狸桥徐氏宗族的儒生，万历二十六年(1598)，徐蒋山邀请九龙先生来云山讲学，辛丑(1601)秋，成立了云山文会，名“维风会”。陈九龙与施宏猷等常至云山寺讲学。

狸桥镇全景

狸桥地区的各大族儒生均纷纷至云山寺求学，陈九龙在刘氏宗谱序中写道：“余以孔圣之学，建旗鼓于云山八百聿，从刘氏诸子希向、希道、希禹，首相皈依回喟，参唯由果赐达，将不有树声当时，传芳后世”。其他大族宗谱中可见记载。清初施闰章在章氏宗谱序中说：“往来讲学，章氏聚族瞻听，蒸蒸然多善类，一时宛陵推螺川有邹鲁风”。在地方宗族的参与下，云山讲学兴盛一时。但明末讲学之风已经式微，施闰章在追忆其祖父施宏猷跟随陈九龙讲学情形，“万历乙酉(1609)大父疾剧，……明年(陈九龙)先生北上道病，所草《正学疏》未及上捐馆京师矣，”可见陈九龙约在1610年在京城去世，之后宣城讲学又陷入低谷。

清初，众多学者质疑心学的空疏，宣城讲学活动再次销声匿迹。施闰章仍以振兴理学家风自期，他一再表示，“吾家以理学孝友三传而皆困于诸生，吾忝一第，抗颜称师，敢负吾君以负吾祖、父乎?” 施闰章仕宦期间期间尤其在江西，积极从事重建明代讲学书院、恢复将会、再举祠祀等工作。 但随着“朴学”兴起，宣城讲学逐渐衰微，退出历史舞台。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宣城传播有如下几个特点：

1. 其发起及推动者，大多是有着仕宦经历的官吏与地方学者。一方面，他们在宣城一带利用官职的行政力量，修筑讲堂，“士贫不能学者，大约依其中诵习”;另一方面，地方学者发挥自身的影响作用，带领自家子弟及六邑诸生参加讲会，在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使宣城讲学发展迅速，并达到鼎盛。往来宣城讲学的外籍学者都是进士出身，其中邹守益为1511年进士、罗汝芳为1523年进士、钱德洪是1532年进士、王畿是1533年进士;他们大多在江南一带任过官，并且都曾经在皖南一带长期赴会讲学，邹守益一生在“越之天真、闽之武夷、徽之齐云、宁之水西”等地讲学;王畿罢官后，往来皖、浙江、越等地，讲学四十余年。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等宣城当地学者，也都曾有过科举出仕的经历，基本情况如下表。

宣城地方学者的仕宦等相关情况简表：

可见“志学三先生”均早年求学，沿袭了阳明一派以“经师入仕”的传统，后来不仅曾担任官职，而且都热衷于宦所及桑梓的讲学事业，致仕后更以讲明理学为己任，多有著作传世，贡安国倡学“四十余年”， 至死不倦。

2. 明末，宣城讲学再度兴起，而与前次不同，此次倡导讲学的是布衣阶层，参与讲学的多是地方宗族的儒生，讲学内容偏重于宗族及乡约建设。章氏宗族“聚族瞻听，蒸蒸然多善类”，陈九龙自己也说：“余自金陵来倡道于兹，至则蒋山徐兄首诣，一谈而欢洽，后子若侄源源而来”。此时宣城讲学已失去官府与地方官绅的支持，而布衣阶层倡导讲学更应贴近生活实用，为平民接受。陈九龙发挥泰州学派面向庶民阶层的特点，强调经世致用并致力于宗族内创造落实理想的机制。他在讲学中重视“治生”之事，认为“世皆以治生小事略过，予以此处不理非经济实学也”，“本富为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计也”，他虽认为有本末之分，但人首先要自立，使他的讲学内容更加实际，更符合平民的需要。陈九龙对徐氏宗族说“我为尔徐计谋，如遵圣谕以明大道，使邻里乡党投诚向化，谁云虽善不尊!本乡约以道成规，令长幼尊卑守己循分，谁云徒法不行?……爰为之申其约曰：风不能向人维也，必人之自向风也。果人人自维自风，则人人不待人风人维，岂维徐氏家风是振，将乡国天下皆从风而靡。”体现出其依靠讲会乡约、振作宗族风气来维持地方治理的政治理想。

泾县水西山

3. 宣城讲学不仅对“良知”之说进行了继承，而且对其有新的发挥。从师承上看，宣城讲会是阳明心学在南中地区的一分支，在发起阶段主要受浙中学派王畿、钱德洪的影响比较大;在鼎盛时期，泰州学派传人罗汝芳的讲学于前有所差别，而明末陈履祥为“罗门高足”，继续传播泰州之学。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师承关系比较复杂，至少跟从过两个以上老师讲学，但他们都曾师事王畿。戚兖师从王畿七八年，成为宣城讲学奠基者，宣城心学奠基者梅守德“尝从王龙溪先生讲学金陵者有年”，与王畿交往最深。王畿十分关心宣城讲学，对于罗汝芳在宁国府大兴讲学，虽然肯定，但言中提醒其弟子要谨慎，“近溪兄主盟一方，吾道尤幸，闻提省人颇涉禅家因果，……亦或不可以不慎也”。“王学”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事实上，宣城当地的学者与罗汝芳的合作也仅限于兴办讲学之事上，而在讲学内容的分歧上仍然保留。戚衮讲学，“每教人心体力行，其以政为学，以学为政，……以不自欺为入门，以自慊为极”;贡安国常教诲弟子“务求实得，毋事空言”;梅守德“以随处体认为真修，以处事当理为应用，以伦常物则为本家，以反躬笃践为实地”，他们结合自身仕宦需要，更加注重学养与经时致用。沈懋学(沈宠之子，1577年状元)当时为诸生，经常参与罗汝芳讲学，沈懋学后来说：“顾时所谓学……卒流禅语，漫不求知”，他对于讲学者流于空疏不能赞同，这也是“宣城心学”后继乏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作为地方心学派其在继承“阳明心学”的基础上，讲学内容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更加注重“亲民”、“安百姓”及“百姓日用之道”，突出“笃行”、“体用”。

心学的传播对宣城地域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心学传播主要依靠讲学活动，促进了全国各地一些知名学者、文人的往来交流，开启了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随着地方学者不断涌现，使宣城长期的文化积淀释放出来，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初。

王畿在《宛陵会语》中说：“(罗汝芳)既施化于六邑之人，复裒六邑之彦，聚于宛陵，给之以馆饩，陶之以礼乐，六邑之风，蹶然震动”，这使得宣城文化之风大振。通过讲会为宣城培养了一批具有影响的学者，“郡邑庠生侍，坐听之人各感动，其中发奋兴起者如沈子懋学、徐子大任、萧子彦、詹子沂、赵子士登、郭子忠信等百余人”，其中除了萧彦、赵士登为泾县人，其余是宣城人。他们后来大多科举入仕，沈懋学1577年中进士第一名，授翰林修撰，徐大任1568年进士，詹沂1571年进士，赵士登1580年进士，使宣城科举兴盛一时。

李圣华先生在《论宣城派》一文中认为：心学在宣城的传播与清初“宣城诗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成为清初独立文坛的“宣城诗派”论学的一大源头。其代表人物施闰章以发扬“理学”为己任，论诗以“学”为本，欲合学问与诗歌为一，正是延续明中叶以来宣城讲学的传统。总地看来，从明嘉靖中期至清乾隆中期大约200年时间内，正是宣城地域文化形成和大放光彩的时期，在科举、诗歌、戏剧、绘画、天文及数学等领域颇有建树，涌现出一批闻名全国的文化人物，这与心学在宣城的传播、滋养有着密切的关联。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关键词： 宣城 特点